【教授观点】梁建：长工思维与中国互联网企业的时代责任

        3月底，一位再难忍受“996”（早上9时上班，晚上21时下班，每周工作6天的工作模式）的程序员在一个开源网站代码平台GitHub上敲下一项名为“996.ICU”（指在“996”工作制下因过劳被送入重症监护病房（ICU）的项目，呼吁抵制互联网公司这一长期不成文的工时制度。这一看似偶然之举，却在距离“八小时工作制”首次成为国际共识恰好100年之际，掀起了一场动员几十万人的网上维权浪潮。短短半个月内，这个项目获得约22万网民的支持，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八小时工作制”及“工人权利”的讨论。继《人民日报》明确表态支持后，新华社也在4月15日发文称，“奋斗当提倡，996当退场”。很明显，这场争论的是非曲直是非常清楚的，“996”现象不仅不符合现代工业文明的基本准则，甚至还违反了我国宪法对劳动者基本休息权利的保护。在这一事件接近尾声的时候，一个更应该引起我们深刻思考的问题是互联网巨头企业的领导者们在此期间表现出的、浓重的“长工思维”。如果不是这次的事件，我们可能无法了解到这些在社会大众心目中的“互联网英雄”竟然这样固执地坚持着基于农耕文化和工业化早期的管理思维。

        在过去的十多年间，伴随互联网市场的扩容、以及国家对互联网领域的某种保护和扶持，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先后崭露头角，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一些今天异常活跃的互联网人士正是借助那股互联网兴起的浪潮快速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风云人物，他们被部分网民暧昧的叫做“爸爸”，以表示对其成就的“羡慕”甚至“嫉妒”等复杂的情感。这种成功的背后当然离不开这批60后、70后企业家的拼搏精神，同时也离不开他们背后无数程序员们夜以继日的辛勤付出，这也是新华社评论强调“奋斗不能丢”的根本原因。但是这次的“996”事件却让我们看到互联网企业光鲜背后的另一面。备受社会推崇的“开明”企业家们把需要创新和思考的知识工作者看成属于他们自己企业的“长工”，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要求他们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工作中，不问自我，不问家庭，不问生活。这种基于农耕文化的“长工”预期使得众多程序员在很多时候陷于一种“老板不下班，我也不能下班”的两难境地，备受工作-家庭冲突带来的精神折磨。很难想象在这种精神状态下，程序员们会为公司带来重大的理论和技术创新。这也不难理解，为何中国互联网企业在一片繁荣的背后，多年来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创新盈利模式。在整体经济下行的压力增大时，一度高歌猛进的互联网企业似乎首当其冲，曾经喊出“不会裁员”的中国互联网巨头开始进行“内部整顿”，曾向外界宣称“永远不会开除任何一位兄弟”的互联网新贵开始宣称“混日子的人不是我兄弟”。残缺的管理思维和被动的管理结果构成了一条负向循环的因果链条，体现了中国互联网领导者历史格局的局限和其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脆弱。

        2018年1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强调指出现代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变局，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是一次全方位的变革，将对人类生产模式、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产生深刻影响。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应变，有可能错失整个时代。不同于以往的技术变革对工业社会的影响，互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将改变目前工作的性质以及人员组织方式，重新定义企业竞争力，甚至重塑目前的经济格局。在新的经济模式下，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不仅将大大提高目前的工作效率，同时互联网技术将会打破组织的界限，将整个社会变成一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大型、松散的经济合作体，传统的、以控制导向的雇佣模式将有可能被彻底颠覆。作为这种变化的前奏，自主知识工作者（即斜杠青年）开始大量出现，以控制为基础的大企业组织模式开始逐渐被各类微型的中介和外包服务所代替。作为成长这一时代背景下的年轻人，90后对生活和工作的理解，已经明显不同于具有艰苦经历的70后和强调个人奋斗的80后。得益于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巨大成功，他们的生活环境相对更加优越，资讯的便捷和丰富塑造了他们更加独立、饱满的个人价值观。正因如此，互联网巨头的996言论凸显了与时代的脱节和落伍。工业文明的进步和社会财富的巨大积累给了人们更多的选择，新生代员工有权力、有意愿去寻求他们工作的目的和意义。60后、70后企业家定义的拼搏和成功已经无法再适用于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和90后，他们无法抱着一种农场主对待“长工”的心态去要求、甚至以他们理解的“奋斗”去道德绑架这些新时代的知识创造者。这次“996”事件的出现就是这种冲突的一次集中表现。面对这种冲突，他们有责任、有义务去探索一条与互联网时代相匹配，能够充分尊重和保护个体独立性和主动性的管理之道。

        见证了工业时代企业快速发展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曾经提出，市场竞争机制使得资源集中并催生大企业的诞生，而控制了资源的大企业能否理性、健康运作对现代社会而言至关重要。因此，他提出企业一旦做大之后便不能将其视为某个人或其家族的企业，而应该将其视为社会的企业，并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一点对于当下的中国互联网巨头企业尤为重要。工业4.0时代开启了人类探索未来生产模式与人员组织方式的新征程。这次工业文明的迭代为中国企业，特别是互联网企业，提供前所未有的战略发展机遇。当人口红利在制造业的优势逐渐消失之际，具有庞大人口基数的中国企业完全有可能在数字经济时代再一次享受由人口红利而带来的“数据优势”，从而最终实现弯道超车，助力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因此，这些互联网巨头企业承担着中国经济转型、组织方式变革的探索和引领责任。他们的领导者需要站在时代的高度，努力摆脱因个人成长经历而带来的认知局限，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思考如何能够在这次变革中融合中国智慧和文化，寻找到适合新经济模式的人员组织方式，从内心去感召、激发员工的创新活力。当然，这一任务也并不仅仅是中国互联网企业家的责任，众多的中国管理学者和实践者都应该在其中扮演自己不可缺少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