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视点】非体面工作何以激发积极行为？

非体面工作何以激发积极行为？

我院助理教授Dongchul Kim合作成果发表于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几乎在所有的职业中，员工都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脏活”（Dirty Work）。这里的“脏”不仅指物理环境的恶劣（如接触医疗废弃物），还包括社交上的卑微（如必须对无理取闹的客户低声下气）或道德上的灰色地带。直觉上，干“脏活”会让员工自尊受挫，进而导致消极怠工。然而现实中，一些从事高污名化职业的员工反而对工作抱有极高的自豪感，甚至愿意主动加班、帮助同事，并为组织做出超出职责范围的贡献。那么，为何面对同样带有“脏活”属性的工作任务，员工的反应却会如此不同？

近期，同济大学管理高等研究院助理教授Dongchul Kim作为合作作者的论文When dirty work inspires: The joint effect of work dirtiness and perceived stigma on pro-organizational behavior正式发表于国际管理学顶级期刊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Vol. 69, No. 1）。该文由美国密苏里大学Ann C. Peng担任第一作者，同济大学管理高等研究院Dongchul Kim、美国密苏里大学John M. Schaubroeck与湖南大学的Wei Zeng共同完成，于2025年9月在线发表。论文从自我归类理论视角，破解了这一“脏活悖论”，为企业管理者提供了重要启示。

为了厘清工作脏污度与亲组织行为之间的关系，Dongchul Kim教授及其合作者跳出了以往仅研究单一极端职业的局限。他们将工作脏污度（执行肮脏任务的实际频率）与感知的职业污名（员工认为社会对自身职业的负面评价程度）剥离开来，并在中美两国、跨多个行业开展了四项研究。

研究1，针对179名在中国提供上门医疗服务的护士进行实地调查。这一群体因医疗纠纷频发而承受着较高的职业污名。结果显示，经历更高工作脏污度的护士，反而表现出了更多的主动助人行为和患者服务行为。

研究2，通过MTurk平台追踪了302名来自美国科技、制造、医疗等行业的全职员工，通过相隔一周的多阶段数据收集，再次验证了，只有当员工感知到社会对自身职业的污名达到教高水平时，“脏活”才会正向促进其组织公民行为（OCB）。

研究3，采用情境实验设计，将116名美国全职员工随机分配到高/低工作脏污度的健身教练场景中，进一步发现，在缺乏社会污名感知的情况下，被迫从事“脏活”会显著降低员工的组织认同感，进而减少对组织的贡献意愿。

研究4，则通过为期两周的每日体验抽样法，对193名中国不同行业员工收集了近1788份日度数据，进一步验证，对于那些原本从事低污名职业的员工来说，日常工作中突如其来的“脏活”会成为对其个人身份的严重威胁，直接导致组织公民行为的下降。

通过这四项研究，Dongchul Kim团队揭示了高职业污名感知下的工作脏污度经由“规范匹配”（Normative Fit）导致其展现出更多的组织公民行为这一核心理论机制。当员工清楚社会对自己的职业存在偏见（高职业污名）时，他们在从事脏活时会产生一种“预期匹配感”——“社会本来就这么看待我们，而我们确实在做这样的事”。这种匹配反而激活了工作相关的社会身份，增强了员工对组织的认同感，促使他们与同事形成强烈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进而激发对组织的忠诚与奉献。相反，如果员工从事的是社会认可度较高的职业（低职业污名），却不得不处理“脏活”，这会打破他们的心理预期。没有社会身份作为缓冲，“脏活”便成为对个人尊严的直接攻击。为了自我保护，他们往往选择心理撤退，疏远组织。